人生最大的悲哀是：人活着，钱没了！而这句笑话，恰恰就是中国养老即将面临的问题。

国庆长假前夕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社会保障中心教授杨燕绥发布了一份《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，这份报告明确指出，由于老龄人口存在养老资产不足、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等问题，未来可能陷入“银发贫困状态”。

数据说明问题：按照实际赡养比观察，受1963年生育高峰和女性50岁退休政策影响，中国在2010年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2013年后，难以维持3∶1的赡养比，可能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。而在此之前的传统统计口径是，中国2000年之前进入老龄社会，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，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。

未富先老

如今随着老龄化的加速，“银发贫困”问题开始日益凸显。

“这样的状态在我国一直存在。比如，老年人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阶段只好去养老机构，但这类养老机构的费用基本都在每月3000元以上，而企业职工每月的平均退休金不过2000元左右。”10月7日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对此，清华大学的《报告》明确指出，我国即老即富准备不足。这首先体现在未富先老，人均GDP水平未达到1万美元即进入老龄社会；其次，未备先老，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，养老难困扰着2至3代人；再次，未老先懒情绪滋生，劳动人口(15至64岁)就业参与不足，加之养老金增长快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长的“倒挂”政策，再鼓励人们提前退休和早退休，更加剧了养老资产准备不足。当这个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“银发贫困状态”。

本报记者采访获悉，2014年中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(城镇78岁)，减去15年养老金平均支付期数，应当从61岁开始计算老龄人口，但为了便于比较，清华大学的《报告》则是按照65岁计算老龄人口，也就是说，实际情况将比本报告更加悲观。

“事实上，1万美元是一个国际标准，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，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，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，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。而中国在远未达到这个经济水平之前就已早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。”唐钧表示，中国进入“银发贫困的状态”至少已有十年，我国正处于中度老龄社会阶段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老龄化正在奔跑前行，甚至有专家表示，中国或是世界上“变老”速度最快的国家。以全球为参照，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，其中中国占近30%；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%，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.87个百分点；法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%翻倍到14%经历了115年，瑞典用了85年，而中国将仅需27年。

补救政策密集出台

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对于未富先老的快速老龄化，我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养老金政策在政策公平性、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等方面。

记者注意到，《报告》剑指的首要问题就是养老金政策欠公平，身份制和多轨制等问题导致养老金贡献和待遇差距在不断加大；其次，养老金制度欠效率，企业和职工养老金费率偏高，但养老金替代率偏低，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%左右，缺乏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；最后，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。一方面，政府负债率高。在中国人口相对年轻的阶段，挪用职工缴费形成的空账记录、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转制中形成的视同缴费工龄、大量非正规用工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低收益、征用农地的农户补偿等，均属于养老金全覆盖政策下的政府负债；另一方面，养老金基金化率很低。

也就是说，在目前的养老金政策下，养老金无论是体外输血还是自身造血功能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“银发贫困”问题。

其实，近几年来，我国一直在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，就在8月底，财政部还曾下拨24亿支持养老服务市场化试点，但是，如何能够使老年人潜在的需求变成实际的有效需求，现在还缺乏一些有效的办法。

“我国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，但已在抓紧调整。比如，在英、美等发达国家，对个人养老保险实行税收优惠是比较普遍的做法，其意在于鼓励公民主动购买养老险，以增强公民自我养老的经济能力，而我国通过长时间的酝酿也终将在2015年启动这类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。”10月7日，某大型保险集团研究员崔鹏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人口结构既然发生了变化，很多政策就应向老年人口倾斜。